陶金 | 痕迹、真理、礼物——读德里达的《马刺：尼采的风格》

《马刺：尼采的风格》，德里达著，成家桢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专栏

冷眼

作者：陶金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导读】在当代法国新尼采主义运动中，德里达的尼采阐释独树一帜。在《马刺：尼采的风格》这部专题化解构尼采的著作中，德里达通过痕迹这一概念揭示出尼采文本中那来自深渊的驱力，而通过真理—非真理的绝境阐发了哲学的两难处境，通过礼物而开启一种向着未来的阅读方式。德里达的解读并非全盘否定海德格尔的“单数的尼采”的阐释而导向一种复数的尼采，而是给出单数的尼采与复数的尼采间的裂隙。然而，德里达的文本也存在着痕迹史立场的预设，意义的绝对完满的重构，缺席中心主义的问题，这也启发我们对尼采的文本进行进一步的阅读。

【关键词】痕迹  真理  礼物  德里达  尼采

当代法国哲学除了深受德国现象学的影响，同样受到来自尼采思想的感召，而形成了新尼采主义思潮，德里达则是其中的重要代表。然而，在德里达早年的文本中，尼采处于一个比较奇特的位置。一方面，德里达重视对尼采思想的研究，并从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尼采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德里达始终没有撰写一部关于尼采的专题化论著，这一局面直到1978年《马刺：尼采的风格》（Éperons:Les Styles de Nietzsche）开始才有所改观。《马刺：尼采的风格》是一部写作形式新颖的实验之作，德里达以隐喻式的标题，格言体式的写作策略，既向尼采的写作致敬，又展现了解构思想的魅力。但是这样一种写作策略也给我们带来了解读上的困难：比如，德里达的解读是一种学院化的尼采研究，还是对自己解构思想的阐发？德里达阐释尼采的直接动机是什么？这些问题既考验着读者的阅读耐心，又吸引读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德里达的这一文本是一种可写性的文本，文本的意义是开放的，文本的意义不是通过一次性阅读就能把握的，笔者在此提供给读者几个理解这一文本的路标：痕迹、真理、礼物。德里达通过痕迹这一概念揭示出尼采文本中那来自深渊的驱力，而通过真理—非真理的绝境阐发了哲学的两难处境，通过礼物而开启一种别样的阅读方式，最后笔者将对德里达的解读做出评价。

01

痕迹——深渊的驱力

德里达的文本中常常出现基于语言游戏的术语，“马刺”就是其中之一，德里达在书中已经明确指出不同语种间关于“马刺”这一词的关联：“英文的spur，就是马刺（éperons），和德语里的Spur是同一个词：痕迹（trace）、航迹（sillage）、迹象（indice）、标记（marque）。”^[1]30在这一系列毗连中，最能凸显马刺的哲学意蕴也最具解构色彩的词是“痕迹”，鉴于德里达在《马刺：尼采的风格》中绝少提及这一术语的相关背景知识，因此在本章中，将结合德里达其他文本中对痕迹这一术语形成的学术背景所针对的问题，来点明“痕迹”（马刺）所开显的世界。

在《论文字学》中，德里达从本真意义上的文字学的定位出发，解构既有的文字与语言的秩序关系，而揭示出提出痕迹概念的必要性。痕迹这个概念不是一开始就以一个定义的形式给出的，而是经历了一系列类似于黑格尔的精神显现的过程而逐步显明自身的。首先需要明了的乃是“文字学”研究在既有的学术体制内的定位问题。德里达指出，实证的文字学研究以及文字起源的存在—现象学研究都无法完成对文字学本身的研究，在实际的研究进程中，独断的实证研究与忽视经验事实的存在—现象学研究往往交织于一处，实证研究依靠不言自明的形而上学预设而草率地回答“文字是什么”“文字起源”这一系列难以通过经验实证来回答的问题。“探讨文字史的所有著作都大同小异：以短短几页的篇幅对所有关键问题进行哲学的和目的论的分类；人们接着转向对事实的说明^[2]39”。这种忽视对文字本身的研究的实证研究，实际上陷入了与强调客观的“实证”相悖的困境，那就是依靠一整套未经反思的分类学体系而仓促地对事实材料进行裁剪。由于将语言优先于文字的形而上学观念纳入文字学的建设中，因此科学的语言学成为建立一门科学的文字学的范本，德里达经过对历史上建立在这一形而上学预设基础上的文本进行解读后发现：“之所以存在文字的原始暴力，是因为语言首先就是文字，并且这一点日益明显。”^[2]50当然，德里达的这一看上去反常识的结论并非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而是从历史上的哲学文本出发，经过一系列解构的阅读而提出来的。他的目的不是证明文字是无罪的，不应该受到指控，也不是重构文字与语言的秩序，而是对既有的哲学分类学机制与事实材料之间的关系进行再审视。德里达从既往对于语言认识的内部肌理出发，“活生生的言语能适应它自身的文字中的间隔，这已经以原初的方式将它与它自身的死亡联系起来^[2]54”。“间隔”恰恰是时间与空间的缝合，是时间的空间化，也是空间的时间化。这样一种延异的运动被称为“接缝”，而：

这种接缝标志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统一体不可能产生于现在和绝对在场的丰富性中。因此，不存在毫无保留的言说，不管人们是否借助心理分析来再现它。在打算还原或恢复被视为真理的毫无保留的言说的意义之前，应当提出意义及其在差别中的起源问题。这便是痕迹问题的地位。^[2]99

所以痕迹应当是作为意义尤其是经由差别产生的意义的起源而确定自身的位置。这样，痕迹概念的提出乃是承接20世纪以来的语言学、哲学研究的成果，并对哲学领域里的经典议题——真理、意义的发生、起源问题做出回应。

我们接着转入德里达写作《马刺：尼采的风格》的直接对手——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正是在痕迹这一概念上，德里达与海德格尔关于尼采的看法发生了分歧。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的思想身份并非如人们惯常以为的是一位“诗人哲学家”（Dichterphilosoph），或是在承认尼采是哲学家的基础上仅仅不屑地称其为“生命哲学家”，尼采其实是一位严格的“形而上学思想家”。^[3]3海德格尔这样一种解读的深层次原因，乃在于他面对文本中的裂缝时，秉持逻各斯的聚集样态，从而达到克服缝隙的目的。德里达则在指出痕迹超越海德格尔的哲学话语的同时，犀利地说道：“这种对在场的解构要通过对意识的解构，因而要通过对不可还原的痕迹（Spur）概念（它出现在尼采和弗洛伊德的话语中）的解构来实现。”^[2]100这样，在与海德格尔的交锋中，德里达引出了尼采文本中的痕迹（马刺）问题。国内论者多将德里达与海德格尔的分歧看作是究竟存不存在一个单数的尼采？其实，德里达在别处是这样认识这个问题的，他说海德格尔的阐释“它的目标在于对尼采思想的统一性和唯一性的聚集，它本身是在完满的统一性的作用中，根据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进程来理解尼采思想的。尼采或许真正是这种完成过程的顶峰上的背脊、顶点或者岩峰^[4]50”。这里，德里达也承认了海德格尔的工作在于确定尼采思想的统一性，海德格尔的工作是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中进行的；紧接着，他用虚拟语气来表达对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的肯定。所以德里达对待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的态度并非单向的反对态度，而是与其解构思想的立场相一致的，是在将对方的立场摆置出来，然后寄生于其中对文本的断裂、异质性因素进行揭示。德里达甚至不希望人们否定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我希望人们能够表明：它并不是错误的。这个命题就是：存在着一个尼采思想的统一体，尽管它不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体系。而且合格统一体同时还是它的唯一性，它的独特性^[4]50”。而这种思想的统一性、独特性并非能够追溯至尼采本人的传记、心理等因素，反倒是思想本身命名了尼采，但是德里达追问道：“海德格尔本人是不是避免了一种整体上相当传统的区分，即传记（心理—生物学的、历史学的）经验性与一种处于一个历史上的强有力的决定的高峰上的本质性思想之间的区分？”^[4]59因此，德里达的工作既不是承认海德格尔的尼采解读的完满性，也不是以“多数的尼采”取代“单数的尼采”，而是将自己置于海德格尔所忽视的，同时也是他的思想所无法追问的，处于心理、历史等事实性因素与思想的本质性因素之间的缝隙，这样一种缝隙就是那不可还原的痕迹（马刺）。

当我们明确德里达的痕迹概念所应对的问题以及学术脉络，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进入德里达的尼采阐释。《马刺：尼采的风格》的第二章“距离”可以算作全书真正的导论，德里达指出像风格那样的痕迹，既可以轻盈如羽毛，也可以锋利如匕首，但是为了保障一个个二元对立模式，我们总是要与风格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过，这样一种存在已然进入了各项二元对立、在场模式之中：“这些威胁固执地自我呈现，自我给出以便被看见：在场，因此还有内容，相同的事物，意义，真理——除非在差异的一切去蔽中，它已经沦为一个失去了光彩的深渊^[1]29”。为何需要与痕迹保持距离？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痕迹威胁着一切具有在场特性的事物——意义、真理的纯粹性，而作为规定着意义、真理的静态的差异系统，则因痕迹的闯入而沦为深渊。这样一个深渊，“它在自己退出的地方却留下了一个标记、一个签名——这个现在的此处——而这应该被思考”^[1]29。由此，德里达确定了自己的任务，他将自己的解读论域限于差异系统瘫痪之处，是仅仅留下了尼采的签名处所。在这一处所中，德里达找到了“女性”这一被烙上了马刺（痕迹）的问题。当然，德里达并非从隐喻的角度将尼采笔下的女性形象看作某种思想的形象化指示，在女性场域上，所面向的问题是真理问题。

02

真理—非真理的绝境

德里达的《马刺：尼采的风格》的大半篇幅都是关于真理问题的探讨，真理问题是哲学中一个无法忽视而又难以应对的问题。哲学往往被认为是一切科学的奠基之物，是科学之科学，因此对真理的追求乃哲学应有之义。然而如何把握真理则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哲学问题”，所以，真理往往与哲学处于一定的距离（Distance/Entfernung）之中，如列维纳斯所言是一种绝对的他者。哲学处于真理与非真理的中间地带，而这样一种两难处境也是德里达思考的问题。

德里达指出了在处理女性问题时的两难：

女人的诱惑在远处起作用，距离是她权力的元素。

但是人们应当同这歌唱和魅力保持距离，应当和距离保持距离，不仅仅是像人们那样能够相信这些以便保护自己免受这迷人的诱惑，更是为了体验到它。^[1]40

这种两难的处境就是在面对女人问题时，人们处于免受诱惑/体验诱惑的两难中。德里达引用了海德格尔对于“距离”一词的用法，而“远离这个距离（Entfernung）的敞开带来了真理，女人自己也远离了距离”^[1]41。如果女人的本质就是距离，那么女人总是逃避了自己的本质，从本质中脱落了，或者说敞开了裂缝，同时敞开了真理本身。“女人是这真理的非—真理的名字。”^[1]42哲学史上的独断论者都坚称自己把握了真理，甚至将真理的直接给予当成逻辑起点，这一切都将遭到尼采的风格的打击。

德里达的真理性化的表述与他自己的现象学立场是一致的，那就是“没有任何一种分析能够在其现象中呈现这种发端偏差，并使之出现，或者将它归于要素的瞬时且自身同一的时刻”^[5]3。所谓发端的偏差就是本质与事实间的裂缝，这与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的接受是一致的，这不仅仅是德里达解构尼采的策略，也是德里达思想的基本立场。所以，真理“不会任由自己被把握”^[1]49，胡塞尔式的还原、悬搁、本质直观的绝对性和彻底性被打上了问号。德里达特别分析了一种与女人有关的悬搁现象，“女性的距离因为悬搁了同阉割的联系而从自身中抽象出了真理”^[1]53。现象学悬搁塑造了一个纯净的绝对被给予的世界，但是代价是对“同阉割的联系”的否定，这种看似中性化的悬搁实际上掩盖了“菲勒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e）。但女性的诱惑建立在阉割的基础之上，所以现象学意义上的本质永远与其被悬搁之物处于相互缠绕的关系中。

女人形象被德里达置于他自己的解构义群之中，与书写、装饰等处于同一地位之中。但是当女性、女人问题脱离了本质，被消融于诸问题的概念网络之中，“人们不再能够寻找女人或者女人的女人性（féminité）或者女性性别”^[1]71。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女人问题是无法把握的？女人问题超出了现行的可用的概念模式，德里达引出了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海德格尔的阐释前文已有概略提及，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这部伟大的著作忽视了对女人问题的讨论，“文本的一切元素都被分析了，毫无例外，除了理念的生成—女人（le devenir-femme de l’idée）[sie wird Weib]”^[1]89。在德里达看来，海德格尔的这种忽视实际上掩盖了尼采文本中存在的本质化的异质性，德里达采取了一种归纳的方法，将尼采文本中关于女人的论述总结为三个基本命题，而三个基本命题也引向了三种价值立场。这三种立场经历了一个类似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谎言—真理—肯定的（affirmative）力量。一个被冠名为尼采的文本怎么会出现三种互相有别的立场呢？这三种立场中是否存在着一种主导性的立场？德里达认为：“滑稽模仿如果被绝对地计算，那么它就会是忏悔或者一张规律表^[1]105”。这三种立场并非能够通过一张僵死的图表而被纳入意义系统之中，这三种立场用德里达的术语来讲就是不可能性。所以“没有什么女人，也没有什么自在（en soi）女人的自在真理……也没有一种尼采的真理或者尼采文本的真理”^[1]111。德里达反复使用的术语是“自在的真理”，显然，我们无法将德里达的主张与尼采的否定一切价值标准的虚无主义挂钩。早在另一篇涉及尼采隐喻思想的论著中，德里达已经澄清了他与尼采思想的关系，他批评尼采的隐喻思想中具有的对裂缝的克服倾向“冒险提出一种隐喻与观念之间的连续性才是可能的”^[6]。自在的真理意味着在场的、完满呈现的真理，而二元对立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在场的，两项之间存在着裂缝、不可还原之物，而踪迹（马刺）则向我们揭开了这道裂隙。踪迹乃无条件被给予我们之物，德里达的思想的真正原创性就在于，他不满足于给出、有这种无条件之物，而是将其内在结构进行细致分析，而这种无条件之物，德里达首先称之为“礼物”。

03

礼物——一种向着未来的阅读

“礼物”乃德里达晚期思想中的重要概念，礼物的含义并非局限于日常生活中的自然态度下的审视，对礼物的透视基于现象学直观，礼物意味着无条件赠予，然而当礼物通过赠予行为给出自身之后又即刻间抹去自身。德里达将开启真理与非真理的裂缝的女人看作是“给予什么的（en donnant）女人”^[1]120，所以“女人”问题被德里达置于礼物的谱系之中，而礼物的给出最终将开启一种向着未来的阅读。

德里达在“馈赠”这一章开篇就指出了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的缺陷，即海德格尔并没有思考与女人有关的任何问题，甚至在海德格尔的语境中这都不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海德格尔会忽视这么一个从常识来看都很难被取消的问题？因为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并非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此在，而是将存在中性化。德里达犀利地指出：“正因为海德格尔打开了此在问题，启发了存在的关系问题，在所有的关涉中，‘Dasein’似乎不应该被性别化。”^[7]所以对于海德格尔而言，研究了普遍意义上的此在就同时研究了女人问题，但这也意味着在基础存在论中，性别差异的相关问题被抹去了。海德格尔的这一理论立场也导致了他在研究尼采的文本中，无法将女人问题合法地纳入论域。德里达从基础存在论所追问的视野，存在的“意义”出发，指出“这些意义或概念的价值全都把人们叫作占有过程（le procès de propriation）（占有、剥夺所有权、把握、取得所有权、礼物与交换、统治、奴役等待）的东西作为媒介”^[1]120。女人作为“给予者”，在德里达的Khôra中，德里达已经将“Khôra”这一“给出位置”的存在比喻成母亲。这样一种给予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女人给出，奉献自己，男人占有这种奉献，女人在占有的被动过程中取消了自身；另一方面，女人在给出自身的同时伪装自己，在自身的隐退过程中谋得其自身的统治。女人兼有被动与主动两方面的综合，德里达总结道：

“为了什么而奉献”，这个“为了（pour）”，无论它有何价值，都在给出表象时造成了欺骗，或者在丧失自己的所有中引入了某种目的、终结或者狡猾的计算，某种返回、缓和或者好处。这个“为了”（pour）留住了有所保留的礼物，并因此改变了性别对立的所有记号。男人和女人改变了位置，并无限地交换了他们的面具。^[1]122

女人“为了什么”的奉献一旦给出，女人原先所处的位置就被男人所占有，但是反过来男人空出的位置被女人所占有，这样一种互相抹去自身而替补的过程，实际上是制造性别差异的动力。占有问题因此脱离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的论域，乃是一无法决断之物。这个问题在德里达看来“比真理之遮蔽的问题或者存在之意义的问题更加有力量，因为它是不可判定的”^[1]123。所以占有的过程涵盖了一切存在论问题，存在论问题早已经被铭写在其中。此时此刻，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已经被德里达细密的解构所击穿，那么海德格尔的尼采阐释是否就被完全推翻了呢？德里达告诫我们，虽然海德格尔的阐释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某种开裂（déhiscence）虽没有拆除海德格尔式的阅读，却打开了它，并将它向着另一个不再封闭于此的阅读而打开”^[1]126。德里达实际上打开了一种朝向未来的别样的阅读，正如李永毅已经指出的那样，德里达与尼采思想的亲缘性在于“文本、主体、伦理、政治和传统本身都是向未来敞开的”^[8]。

04

审视一种向着未来的阅读

德里达的《马刺：尼采的风格》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未来的任务，那就是要朝向一种向着未来的阅读。德里达向我们提出这种要求的同时，我们也要对德里达本人的解读进行审视，德里达本人的解读是否达到了此种要求？他的解读中是否存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倾向？为此必须结合“我忘了我的雨伞”这一章来分析这个问题。

“我忘了我的雨伞”这一句话读来颇为令人费解，德里达用了四个“也许”来揭示环绕这句话的谜一般的语境。不管是从句子的位置、作者的意图等角度都无法确定尼采写作这句句子时的语境，“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方法去知道这种提取会在何处发生，以及会被移植到什么上面去。我们从未确信我们知道尼采通过标记这些词曾经想做的或想说的东西”^[1]140。那么，当我们通过文献学的考订并确定语境之后，是否就能确定尼采这句话的意义呢？这样一种思维进路实际上预设了存在着一个能够接合文本中的断裂、异质性因素的可能性。然而，德里达本人并非认为存在着一个纯粹的、完满的先验语境，能够保证意义的统一性。德里达曾经通过解构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而得出“现在，交流一词最初并没有授权我们忽略其作为一个词，作为一个多义的词而贫乏，而恰恰是敞开了一个语义场域，准确地来讲不限于语义学（semantics）、符号学（semiotics），更不是语言学（linguistics）”^[9]309。交流总是将语言表达实现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其意义与特定的时空所交织，意义本身的同一性将会出现缺口、裂隙。尼采的这句话同样如此，所以德里达用稍有揶揄的口气说，某一天尼采的专业研究者可能重构这句话的语境，而这种重构行为即使取得了成效也完全是一种幸运。这句句子在德里达看来是如此难以领会、难以接近，甚至于我们极有可能错误地将这句话归入尼采名下。这样一种极端怀疑主义的倾向在德里达看来就是，“这意味着不再会有‘尼采文本的总体性’，甚至连片段式的、格言式的也没有”^[1]149。

德里达最终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即尼采的文本既不存在单数性也不存在复数性，而是在这种单数与复数间游荡。然而，德里达自己的解读依然存在着他所极力避免的问题。首先，“马刺”这样一个解构的切入点的选择，实际上建立在他关于痕迹、书写的理论之上，那么尼采的文本也属于德里达本人的书写史的一个环节，在根本上，他的解读也陷入了海德格尔式的形而上学史解读的困境。其次，德里达将所分析的“我忘了我的雨伞”这句话的处理预设了意义应当是完满的，这种完满是德里达站在文本的缝隙之外所观察到的。诚然，当我们将语句表达于特定的时空之中总是意味着意义的耗损，或者说总是伴随着对无意识层面的压抑，但是总存在着可以把握的显现出来的意义。德里达预设了对一句句子的理解既需要把握显现出来的意义，又需要把握处于边缘的、晦暗中的意义，但是作为人类读者，每一次把握都只能把握意义的一个侧面，而那些没有显现出来的侧面仅仅作为边缘域而共同呈现出来。德里达当然会认为，那些当下在场的意义往往与那些边缘意义相互交织在一起，所以追求完满在场的意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德里达本人对那些不可能的意义的分析，不是恰恰预设了既包括可能的意义，也包括不可能的意义的整体性的存在吗？那么这种预设不是又坠入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吗？最后，和德里达解构的多数文本一样，文本的作者事实上已经逝去了，无法为自己的文本辩护，然而这种处于缺席状态的作者恰恰为德里达式的解构阅读提供了便利，德里达虽然并不认为自己的思想仅仅关注缺席，“我在一开始就有关乎书写经验问题的‘印迹’，就是既不是在场也不是不在场的东西”^[10]81，但德里达对于文本之中的裂缝的揭示，难道没有预设作者本人的缺席吗？作者本人的缺席恰恰使得德里达式的阅读成为可能，这将会导向一种关于缺席的中心主义。

结语

单数的尼采与复数的

尼采间的裂隙

德里达的尼采阐释在学术史上乃是针对海德格尔式的总体化阐释，马刺（痕迹）作为一个无可还原的存在，以其来自深渊的力量打开了文本，而“女人”这一表示真理与非真理之间的裂隙，则既是尼采笔下被忽视的存在，也冲击着海德格尔中性化的此在。女人作为一个给出位置的存在，敞开了尼采的文本，使得对尼采文本的解读无限地向未来开放。然而德里达的文本也存在着预设痕迹史的立场、重构意义的绝对完满、缺席中心主义的问题，这也启发了我们进一步对尼采进行阅读。笔者这里所设置的几个解读的路标，既有可能帮助读者打开文本，也有可能导致文本的关闭，同样将陷入两难之中。然而，我们何不将这种两难当作一种给予我们的礼物呢？

注释：

[1][法]雅克·德里达.马刺：尼采的风格[M].成家桢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2][法]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M].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德]马丁·海德格尔.尼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德]伽达默尔,[法]德里达等.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M].孙周兴,孙善春编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5][法]雅克·德里达.胡塞尔哲学中的发生问题[M].于奇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6][法]雅克·德里达.白色神话：哲学文本中的隐喻[J].陈庆译.牛宏宝校.外国美学，2017（1）.

[7][法]雅克·德里达.性差异：存在论的差异[J].张念译.伦理学术，2020，9（2）.

[8]李永毅.向未来敞开的哲学：德里达与尼采[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9）.

[9]Jacques Derrida.Margins of Philosophy[M].Trans.Alan Bas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

[10]杜小真，张宁.德里达中国讲演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2年12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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